掌握權力，光靠一紙委任、一個印章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從古至今權力的獲得權力總是伴隨著殺伐。

治亂興衰，迴圈往復，就是一部權力爭奪的遊戲。

關於如何獲取並掌握權力，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就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

大禹治水的過程就是一個逐步掌握實質性權力的過程，沒有這個過程，永遠不要奢望別人會把權力主動交到你手裡。

災難的發生對於百姓來說百害無一利，而對於弄權者來說真是天賜良機。

因為所謂的“大禹治水”，就是將所有能量都集中於此。因此就需要政府設立“國家防汛抗旱指揮中心”，集中全部力量“治水”。

而在四千多年以前，這個工程必須集中華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起來。

當時還沒有國家的概念，人們都是以部族為單位湊在一起過日子。

大禹既是黃河全流域治理的總指揮，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領。

在治水過程中，大禹要協調沿河的各個部族，於是就建立上下級服從體制，所有人必須聽大禹的命令。

參與治水的這些人肯定要脫產，他們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來保障，於是就有了稅收。

治水過程中肯定會遇到不服管的部族，管不服就得開打，於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備軍。

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這一趟下來，等於是做了最早的國土普查，勘察完了，為了便於管理，大禹把這些土地分為九州，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區劃。

治水過程中肯定會有不少人偷奸耍滑，既要懲治這些人也要為其他人立規矩，於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體制。

大水退了之後，需要重新劃分土地搞災後重建，於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來，大禹不光治理了黃河，建立了威信，也在自己手裡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權體系。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過程中，大禹也擁有了自己堅定的政治盟友——伯益部族，這個部族的後代我們應該非常熟悉，就是他們建立了大秦帝國。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是舜高風亮節，將帝位主動禪讓給了大禹。

但其實真實情況遠沒有這麼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鬥爭，從古至今，這一點從未改變過。

舜帝並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後主動讓賢的，而是大禹在“治水”過程已經掌握了部落的實質性權力。

此外，大部分部族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支援大禹，加上大禹政治盟友的支援，舜不得不退位讓賢。

治水成功以後，大禹隨即在會稽山召集諸侯，由他來主持祭祀天帝，在上古時代，組織祭祀是權威性的體現。

當時舜帝還在位，從法理上說，大禹的這個行為已經越界了，可是諸侯們誰也沒說什麼，都乖乖地去了。

不過有個防風氏一族非常不服氣，防風氏一族是巨人，個頭高大。

他們雖然不服氣卻也不敢不來，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們故意遲到給大禹難堪。

大禹的處理方式非常果決，直接下令將防風氏的首領處死，屍體大卸八塊。

按當時的規矩來看，大禹完全是在僭越，因為舜帝還是老大，禹當時和防風氏首領是平級。

可是大禹就這麼幹了，而且各路諸侯對此都予以預設，舜帝也不敢吭一聲，這就是掌握了實權的力量。

當時，舜雖然名義上老大，但他已經在事實上被架空了。

會稽山祭祀之後，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舉動，他把華夏各部族組成聯軍，向南方的三苗部族開戰。

三苗是華夏族之外的南方蠻族。隨著戰爭的爆發，在治水期間形成的國家機器再一次發揮出了效能。

眾多的官員和軍人透過戰爭獲得了戰功，進而獲得了獎賞，而這些獎勵，都是從大禹手裡獲得的，這就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大禹的忠誠度。

權力喜動不喜靜，這就是為什麼弄權者熱衷於搞運動的原因，因為權力在於折騰。

對於被管理者而言，權力就是“賞罰”，無論是賞還是罰，都必須要動起來。

唯有動起來才能談“賞罰”，至於動起來對百姓有無益處這不重要，只要動起來，弄權者才有存在的現實意義。

當大禹在“治水”中掌握了實權後，舜帝的所謂禪讓，只不過是走了一個名義上的程式而已。

大禹成為首領後，又利用自己的絕對權威，打破慣例，直接將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兒子。

至此，家天下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