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御容最少有大中小三種規格，可惜，今存的只有24幅小型畫像。臺北故宮博物院有23幅，儲存在《元朝帝像》《元后像》兩本冊頁裡，其中，帝像8幅，後像15幅。它們原為南薰殿的舊藏，清乾隆時兩本像冊被重新裝裱。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1幅，它本是蒙古王公禮贈陳宦的《太祖皇帝》，陳宦曾為袁世凱的智囊，太祖皇帝即成吉思汗。
大型御容尺幅驚人，裝裱之前，就“高九尺五寸，闊八尺”，元代的一尺大約摺合今日的40釐米，即其幅面在380釐米x 320釐米左右。它們主要供奉在大都（今北京）的神御殿。從忽必烈時代開始，蒙古族宗奉藏傳佛教，以後的多數帝王在大都建造了各自專屬的寺院，神御殿就在其中，帝后駕崩之後，其御容就供奉那裡。個別大型御容則供奉在中央官署或外地寺廟，如大都翰林院有太祖、太宗、睿宗御容，真定（今河北正定）玉華宮的孝思殿供睿宗夫婦御容。
元順宗
《元代畫塑記》是當年政書《經世大典》的遺文，它記錄了御容的像主、製作的時間、使用的物料等等。書中，有“小影”“小影神”的名詞，它們常被當代學者誤認為小型御容。依據《元代畫塑記》登入的物料分析，它們應當高六尺，闊四尺，即幅面在240釐米x 160釐米上下，是中型的御容。它們製作不多，供奉於用毛氈搭建的帳殿中。 臺北和北京的藏品屬於小型御容，大多高約60釐米，幅闊近50釐米。大型和中型御容製作於帝后亡故不久，小型御容不同，製作能夠於像主生前，還可以在其逝後，主要用作日後製作更大御容的相貌粉本。
元順宗後像
蒙元時代，宮廷爭鬥慘烈，帝位傳承混亂，新皇帝未必是老皇帝的子嗣，這樣的新帝一定要把他沒有當過皇帝、皇后的父母追尊為帝后。如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並未做過大汗，但其子蒙哥、忽必烈是蒙古的第四、第五位大汗。蒙哥時代，拖雷被追尊為睿宗，他們夫婦的肖像也自然成了御容。在臺北像冊裡，還有順宗皇后像，她本為忽必烈孫媳，兒子海山當上皇帝，她才被尊為太后，在元代最後的九位皇帝裡，竟有七位是她的直系後代。一些重要的皇室成員肖像也被稱為御容，如1307年武宗海山即位不久，就為忽必烈第四子“南木罕太子”夫婦和忽必烈長孫晉王甘麻剌夫婦製作過御容。不過，這位晉王以後也貴為顯宗，這得益於其子靠“南坡之變”當上了皇帝。
《元史。祭祀志四》說：“神御殿，舊稱能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紋綺局織錦為之。”然而，《元代畫塑記》卻多次記錄了繪畫的御容。《元史》編撰粗莽，靠不諳元朝史事幽微的山林隱逸之士兩次修成，夙為史家詬病，上引文又 是粗莽的證據。
繪製的御容不必一一織出， 但為保證相貌的寫實，織造的御容都有繪製的粉本。繪御容的作坊是工部諸色人匠總管府的梵像提舉司，織御容的工役則由將作院承當。仁宗時代，在將作院大都等路民匠總管府屬下，設定了織佛像提舉司，此後的織御容應當就是它的作品，採用的工藝則是刻絲。
織御容耗時費工，1294年由將作院使唐仁祖督工的世祖御容，“越三年告成”； 1325年完成的英宗御容，耗時23個月。織造耗時費工是因為尺幅巨大，還因為要高度寫實。古人總在讚揚刻絲的精妙勝過書畫，道理說來簡單： 絲線細過筆鋒，只要耐心足夠高手匠師就能逼真地織出各種物象。比如在那幅1329年初完成的刻絲織佛像的下端，就織出了元明宗、文宗夫婦做供養人，雖然高20釐米上下，但文宗的相貌與臺北的文宗御容驚人地一致。
製作御容的頗有名人。繪製的名家是李肖巖，他是中山（今河北定州）人，為元代最重要的宮廷肖像畫家，也享有士林盛譽。在1320年到1330年之間，他至少三次被皇帝提名參與御容繪製。繪製中，他的地位還步步提升，甚至排到了工部諸色人匠總管府主官之前。現存的元朝御容或許就出自李肖巖的筆端。
已知最早織御容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阿尼哥，他來自尼泊羅（今尼泊爾），是元代最重要的建築家、雕塑家、工藝美術家，曾經掌管工部的諸色人匠總管府，後來當上了將作院的主官。1294年，他織忽必烈夫婦御容； 1304年，又織裕宗夫婦御容。裕宗也是追尊的廟號，他名真金，是忽必烈欽定的太子，不想老爹長壽，他還沒輪上當皇帝，就已死去，忽必烈只好把帝位傳給了其三子鐵穆耳，即元成宗。阿尼哥織造的御容雖然不存，但他的建築作品還有孑遺，那就是北京阜成門內白塔寺的白塔。白塔落成於1279年，在忽必烈專屬的寺院大聖壽萬安寺內，忽必烈以及真金夫婦的御容都供奉在寺內的影堂裡。 現存的元朝御容構圖單純，都是小型的單人胸像。文獻裡的元朝御容多為大型單人像，可能也是胸像。不過，御容還有全身像，如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收藏宏富，1914 年法律史家程樹德曾造訪其流水音書屋，觀賞了歷代帝后像兩冊，其中就有“長身鶴立的成吉思汗像。大型御容還有坐像，1329 年就繪製過武宗夫婦的“共坐御影”。“共坐御影” 自然是雙人像，似乎只有元朝，御容才取這種構圖。元人還曾多次織造雙人像，如1307年織造的成宗夫婦御影和“南木罕太子及妃、晉王及妃”。
還該說說臺北故宮像冊製作的時間。由於它們影象完整，構圖相近，尺幅一致，所以應當是遵奉同一敕命繪製的，而遵奉不同敕命繪製的御容則至少有尺幅的差別。在中國，如國家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各藏有一幅元太祖像，它們便因繪製時間不同，而尺幅也不相同。
那麼，臺北像冊應該繪製在何時呢？因為帝冊含有寧宗御容，所以應當在他故去的1332年12月14日之後。因為帝冊裡還有文宗御容，而順帝的對他的復仇徹底又全面，在下詔嚴譴、流放家人、處死親信、裁汰官署等之外，還包括棄毀廟主（太廟裡的木牌位），所以繪製一定在復仇的1340年7月9日之前。臺北後冊裡又有寧宗皇后御容，她的相貌比享年六歲的寧宗成熟不少，這樣，完成的時間應當去順帝復仇不遠。 御容雖然只是紀念性的肖像，但其製作還浸染著當朝帝王的真實文化傾向。繪御容是唐宋以來的傳統，富有濃郁的漢族傳統文明的特色，展示著皇帝對漢族傳統文明的親近。織御容卻為蒙元獨有，聯絡著蒙古統治集團對絲綢的熱衷，體現了皇帝對蒙古文化的依戀。 僅官府作坊的設定，就清晰顯示了蒙古上層對絲綢的熱衷。《元史·百官志》記錄了72所隸屬於中央的官府絲綢局院，在產品性質明確的中央官府作坊裡，佔了將近47%。儘管72所已經遠遠多於以前、以後的任何朝代，卻沒有包括歸隸地方政府的絲織作坊，而它們在江南設定了許多。蒙古族對絲綢的熱衷源出於遊牧民族的生活形態，因為只有貴重易攜的物品，才利於在不斷的遷徙中保有財產，而織御容又因特別精緻而格外貴重。
幾個重要的時代就足以說明御容製作方式與文化傾向的聯絡。世祖時代，富於帝王私家色彩的原廟御容啟用了織造，官署翰林院的御容卻採用繪製。忽必烈既要努力維護蒙古舊俗，又在保留中國傳統文明。前者發乎天性，後者卻是統一中華的明君英主的政治作為。繼位的成宗是“ 忽必烈成就的守護者”，在他的時代，三次御容製作都採用了織，這也該視作“守成”的舉措。
元朝帝王裡，仁宗、英宗和文宗對漢族傳統文明最親近，他們在位期間，御容製作五繪一織，所織為文宗時代的武宗御容，而武宗具有“標準遊牧騎士的魯莽和樸實”，他的御容採用織造，應當出於文宗對父親秉承草原習俗的尊重。
順帝時代的御容二織二繪。順帝是文宗的侄子，文宗再次登基就是因為毒殺了順帝之父明宗。在文宗皇后的監管下，1333 年登基的順帝對文宗維持了表面的尊敬，最早的一次御容製作也採用了繪製的方法。但他1340年復仇之後，兩次御容製作都採取了織造。復仇之後，順帝還命冷起嵒“寫御容”次， 這應當是在為日後製作大型御容留下相貌的粉本。 雖然屬於蒙古族，但畢竟在做中國的皇帝，既然做皇帝，經邦治國便難以率性由心，皇家制作御容卻是帝王家事，不必矯情做作。因此，與時政比較，皇家御容的製作方式更能準確體現帝王的真實文化傾向。原來，元朝的御容製作隱含著“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