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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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第2856期
一個農民建立的王朝，最後是一群農民在豁出性命誓死保衛它。
電視劇要確立的，是一條戲劇上的邏輯線，而我和徐輝老師在梳理這段史料的時候，一直在尋找一個立得住的底層邏輯。
我們雖然相信“盡信書不如無書”，但絕不接受歷史虛無主義。面對歷史，任何主動的思考都是有價值的。
作為創作者，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影視創作，我們接受一切對於作品的質疑和批評，這是讀者和觀眾的權利，也是創作本身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歷史劇《山河月明》即將於北京衛視迎來收官。
開播之前，這部劇就備受關注。一來，它是今年為數不多能在衛視黃金檔播出的古裝劇，且是唯一的重大歷史題材。二來，殺青後，它有長達三年半的等待期。
開播20天，《山河月明》的收視率和網路熱度表現搶眼。它是北京衛視今年以來中國視聽大資料收視率最高的劇。
然而，播出中，它也因種種原因遭到了不少觀眾的質疑。有人說刪太多看得迷糊，也有人表示不該給朱棣加感情線，更有“歷史粉”覺得它不是“真正”的明朝。
各說紛紜，眾口難調。前不久，我們對話《山河月明》的編劇之一董哲，聽他暢談這部劇的創作過程，解答一些糾結點和疑惑點。
以下是董哲的表述。
被捨棄的呂家父女線
我們2018年春天給到的劇本，當時幾近開機。劇本一稿過，只有區域性細節調整。
《山河月明》的劇本，定稿是53集。我和徐輝老師在創作的時候，就儘可能把內容給足了。後面拍出來的素材，可能就比較多。後期權衡整體篇幅的時候，不得不捨棄了一整條故事線。就是呂本和呂妃父女這條線。所以很多情節產生了明顯的斷裂感，包括劉基的死看起來有些突兀和含糊，原因都在於此。
朱允炆的生母呂氏，以及呂氏的父親呂本，是南宋末年鎮守襄陽的呂文德、呂文煥兄弟的後人（看過《神鵰俠侶》的讀者對這兩個人應該有印象），呂家在南宋就已經追封王爵了，降元以後也一直是世代高官顯宦，家世顯赫。
洪武年的頂層姻親關係裡，朱元璋自己是農民出身，徐達是農民出身，包括太子妃的父親常遇春也是農民出身，只有呂氏和呂本的家世，在一個老農民出身的家庭裡，顯得有些另類。徐老師查到了呂家祖上的情況，然後我們就產生了一個猜想，那就是朱允炆的性格成因。
朱元璋和朱棣的國策在某種程度上一脈相承，前後是有繼承性和延續性的，但“建文新政”則不同，幾乎完全推翻了洪武年間的基本政策，頗有一股另起爐灶的味道，這種差異性也是我們在讀史書的過程中感到強烈違和的點之一。
於是我們從朱允炆的行為倒推性格，再從性格倒推教育成因，這就是呂家這條線的意義了。
作為一個顯赫百年之久的家族，在思維方式和三觀上與一個十幾年前還是農民的家族之間產生根本性差異，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事情。
再加上朱允炆本身是庶子，最早的時候並不是作為儲君教育，也並不會得到朱元璋父子的特別關注，合乎情理。
歷史上皇長孫朱雄英的死和馬皇后的死都很倉促突然，記載很少，再加上馬皇后死前不讓人進殿的奇怪舉動，我們把這些“偶然”串起了一條故事線，就是東宮內部的奪嫡線。這條線和很多主故事線牽連交叉，和主體表達也有呼應。
但最後還是考慮到篇幅的問題，45集的體量根本裝不下這麼多內容。
權衡之下，這條線沒有紮實的史料支撐，更多是劇作的設計；為了確保主體表達部分的相對完整和充分，還是把它刪掉了。所以像朱標之死以及死後畫的三個圈，就都產生了很大的歧義和迷惑。這些都是很遺憾的地方。
“白月光”與錦衣衛
伯雅倫海別，史無其人，為本劇杜撰。
這個人物的初始設定作用是串聯起草原漠北這一整條線與故事主線之間的關係。
把洪武年間的擴闊，一直到永樂年間的阿魯臺，都串在一條線上。
故事開始，耿炳文釋放俘虜的時候，放走了擴廓的幼子，這個幼子就是後來的北元太師阿魯臺，也是永樂皇帝北征的主要對手之一。
史書上的阿魯臺前史並不明確，只知道出身於阿蘇特部。為了避免在劇情中分支過多，我們將這個人物和前期的擴廓做了關聯。
最初設定的劇情線索比較多，包括秦王府的線、呂家的線、擴廓的線、乃兒不花的線、阿魯臺的線，這些線雖然都是支線，但是和朱元璋、朱標、朱棣、朱允炆這條主線又都有勾連，需要一個人物來串起這些主線和副線之間的關係。
至於伯雅倫這個人物和朱棣之間的感情……大直男還是別談什麼感情了。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當時想要說的東西太多，人太多，事太多，想象力超出了表達能力。從故事上來說，草原漠北線都去掉也不影響主題表達，但若是那樣，犧牲掉的可能就是朱棣征伐漠北這條主線，畢竟他駕崩在第五次北征途中。
朱棣和朱元璋不同，因為他從年輕的時候就一直帶兵打仗，守衛邊疆，所以他比父親和哥哥都更喜歡硝煙的味道。倒不是窮兵黷武，而是打仗的時候喜歡帶頭衝在前面，隨時隨地把握戰場的態勢，確保自己掌控局面，不受矇蔽。
這給後世的明朝文官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陰影，後來一見到喜歡帶兵往前衝的皇帝，就恨不得拿被子給他捂住，轟回到皇宮裡去。最典型的就是明武宗朱厚照。
歷史上朱棣沒管過錦衣衛，錦衣衛有歷可查的首任指揮使是毛驤，劇中精簡掉了這個人物。錦衣衛是朱元璋用來監督朝臣的機構。原來的文官政府架構中，有個監督大臣的機構叫御史臺，後來叫都察院，它本身是文官集團的一部分。
朱元璋、朱棣父子重用錦衣衛，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不信任文官集團能自己監督自己。包括最初朱元璋設立錦衣衛，可能還是希望多一個資訊來源渠道。
讓朱棣總領錦衣衛事，是要把這個人物和主線劇情綁緊一點，
洪武大案是主線劇情，更是主體表達，不能讓朱棣遊離於這條線索之外，我們不能把他撇一邊，甚至邊緣化都不允許，戲劇邏輯不允許。
關於徐達和“燒鵝”的梗，則是刻意反其道而行之，拿這個段子反著用。
編造朱元璋燒鵝賜死徐達這個段子的人，已經不僅僅是邏輯認知有問題了。他既不想了解朱元璋，也不想了解徐達，甚至根本不想了解歷史。
朱元璋和徐達之間的關係，乃至朱徐兩家的關係，容不下這樣的惡意。原本的劇情中，我們還特意設計了一個情節：徐達死後，京城內傳出朱元璋用燒鵝賜死魏國公的政治謠言。這個情節也出於篇幅考慮刪掉了。
“特殊”的明朝
從洪武初年講到永樂年間，時間跨度很大。主角並不是特定某個人，我們也不想單純講一個朱元璋治國或者朱棣成長的故事。
劇本最早叫《江山紀》，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問題：誰的江山？這個問題貫穿了兩千年的封建王朝，歷朝歷代統治者都要面對。選在明朝，是因為明朝的歷史，有一些令人迷惑的“特殊性”。
我們現在去讀明朝的歷史記載，會發現一些微妙的東西。很多對人、對事的描述，在邏輯和細節佐證上相互矛盾。甚至有些記述，匪夷所思到讓你無法理解。
比如元末農民戰爭。這場農民起義的誘因，更多的是階層矛盾，朱元璋、徐達等人揭竿而起，是由於殘酷的階級壓迫，不管是朱元璋、徐達等紅巾軍的領袖，還是後來的陳友諒、張士誠等人，他們曾有著共同的階層屬性：被壓迫者。
至於洪武、永樂兩朝征伐漠北，將其視為開疆拓土之戰，是不準確的。
其本質仍是為了穩固國防，為了防禦已經重新退化為遊牧民族的北元殘餘勢力對中原農耕文明的武裝威脅。儘管洪武、永樂年間打了很多仗，卻極少設定治所和官吏，也沒有進行系統性的改土歸流，連羈縻性質的機構都很少設。
包括後來常說的“天子守國門”，實際上還是為了保衛中原核心區域農耕文明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不受遊牧民族武裝侵擾的一種國策級別的戰略安排。
洪武北伐的時候，提了“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前兩句描述的是行動，後兩句才是目標。這四句話，重點在後八個字。
明廷並沒有將“崖山之恥”掛在口頭上，對於新生的明王朝而言，不管是蒙古人、色目人，還是漢人、南人，只要遵守新王朝的規矩和法度，就是自己人。
明廷沒有去刻意強調蒙元當年覆亡趙宋的百年屈辱，也沒有打著為一百年前的王朝復仇的旗號，最基本的出發點還是以“恢復秩序，救濟生民”為目標。
徐輝老師對明朝歷史有一些很獨到的分析。
比如說，明朝最高一級的中央政府不設宰相，最低一級的縣衙門裡面縣丞等佐貳官也不實際理事；中央政府有六部，縣衙裡也有六房書吏。天子有秘書班子內閣，縣官也有私人秘書師爺。再比如說，明朝是唯一一個設定了廷杖制度的朝代，而打板子這個現象，在各個王朝的縣一級治理中實際上非常常見。
我們可以從朱元璋的成長經歷去分析這些問題，
他是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唯一一個真正起自蓬蒿的天子，是實實在在種過地、納過糧、捱過餓的。在那個時期，他能見到的最高級別的幹部是誰呢？恐怕縣太爺也就到頂了。
人的主體認知和三觀構築，來自於成長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記憶。幼年和少年的苦難，對於任何一個正常人而言，都是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體驗。
明朝還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們對比南宋就知道了。
宋朝滅亡的時候，誰在保衛這個王朝？是文天祥，是陸秀夫。他們是士大夫的代表，或者說得準確一些，他們是士人的代表，是文化和知識的引領者。
反觀明朝最後的時刻，是誰在堅定地保衛這個王朝呢？是李定國，是李來亨，是鄭成功，是袁宗第，是劉體純……有活不下去的農民，有海盜的後人。
後世有人寫了對聯來譏諷這一現象：茅麓山高，流寇死社稷；伶仃洋廣，海賊守國門。當然，也有張煌言、文安之這樣的“非主流”士人，那個時候的“主流”是誰呢，是東林黨。東林的主流當時在做什麼呢？“水太涼”（東林黨人錢謙益不肯跳水自盡的自辯語）。
一個農民建立的王朝，最後是一群農民在豁出性命誓死保衛它。
梳理“底層邏輯”
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藍玉案，洪武朝四大案，我們把前三個合併了。
電視劇要確立的，是一條戲劇上的邏輯線，而我和徐老師在梳理這段史料的時候，一直在尋找一個立得住的底層邏輯。歷朝歷代開國後都難免會有大案發生，多多少少也會有屠戮功臣的現象出現，這是歷史週期律，並不奇怪。但
洪武年間的諸大案，無論是頻率還是烈度，均為過往史書所未有，這究竟是為什麼？
上述四大案，看《明史》也好，看《明實錄》也罷，都不是把它當成朱元璋的功績來說的。從太史公開始，歷朝記史寫史的人，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明史以及實錄中的洪武大案，能看到鮮明的負面評判傾向和態度，這種傾向和態度甚至影響了史書的基本邏輯性。
也可能寫史的人根本就不認為這裡面需要有邏輯，因為只要暴君的標籤貼上之後，似乎一切疑問就都有了緣由。我和徐老師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明史裡描述的那個做了天子之後的朱元璋，是一個受迫害妄想症深度患者。
元末明初，南北一時多少豪傑，最後都輸給了一個精神病人；浙東四夫子，淮西三十六功臣，哪一個不是那個時代出類拔萃的精英人物？他們殫精竭慮浴血廝殺幾十年，最終就是為了將這樣一個受迫害妄想症深度患者推上皇位？
這似乎一點也不合乎邏輯。原因很簡單，
史書是由人來書寫的。
說起中國早期的史，不得不提《春秋》。夫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句話的意思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在古人看起來，史的作用，是用來嚇唬人的。
說得好聽一點，叫做警示後人，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教你做人”。我們常說“史筆如鐵”，這支筆也好，這塊鐵也罷，一直以來握在誰的手裡呢？
同樣一件事，同樣一個人，同樣一段描述，只需要在排列順序、遣詞造句上下點功夫，觀者的感受便完全不同。這種行為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春秋筆法。
這一現象，在史書對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描述中顯得尤為刺目。我們看到的，其實並不是兩個暴虐反智的統治者，而是一條深徹如鴻溝的巨大裂縫。
這是一條貫穿了大明朝十幾代帝王，將無數英雄和名臣裹挾其中的裂痕，大明的皇權和大明計程車人，站在這條裂痕的兩邊，勢不兩立，不共戴天。
兩千年來，一個身影從未消亡。我們可以用相對中性的詞彙，將他們叫做“中間階層”。他們，是掌握了歷朝歷代“政治正確”的一群人。
秦朝太短，西漢的時候主要是豪強，到了東漢士族崛起，魏晉南北朝就成了士族的盛宴。隋唐之後門閥興起，朱溫“白馬之禍”後士大夫階層興起。到了明朝，最終成就了一個地方縉紳和科舉士人、朝廷文官、開國勳貴的龐大聯盟。
他們壟斷著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行政權，壟斷文化，壟斷知識，壟斷受教育的權利，壟斷著每年2400萬兩白銀的財富，壟斷著對過去歷史的記述權和解釋權。
歷史上，他們統御萬民，廢立天子，改朝換代。權勢最盛的時候，他們能夠堂而皇之地喊出“王與馬，共天下”。式微了，也要說一聲“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李善長罵朱元璋
公允地講，這個階層在許多時期是起積極作用的，尤其是秩序崩壞的亂世，這個“中間階層”是最有信念也最有能力結束亂世，恢復治世的一批人。
明朝初年，打天下的時候，李善長等淮西勳貴，是有功於那個時代的，因為那時候他們在做“增量”，是推動社會和時代前進的；但在明朝立國以後，這批人開始迅速轉變，開始爭“存量”，這個時候，就走向反面了。
這就是歷史上“土地兼併”問題的根源，在農耕文明時代，是個無解的難題。
所以，當捱過餓的朱元璋打算著“與百姓共天下”的時候，他就忤逆了那歷朝歷代潛移默化可行不可說的“政治正確”。離經叛道的洪武皇帝，李善長們是一定和他“道不同，不共戴天”的。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史書未必不可信，但我們要帶著邏輯和常識來讀史，更要帶著代入的視角來理解歷史。二十四史是過往兩千年往事的文證。
洪武和永樂兩朝的歷史，代入不同的人，不同的階層，會有不同的體會和理解；站在淮西勳貴的立場，和站在升斗小民的立場，理解和體會截然不同。
影視創作無意為過去的統治者“洗白”，朱元璋、朱棣的本質都是封建統治者，他們的身上，必然有著封建統治者的侷限性和原罪。四大案以及靖難之後的諸大案或許各有因由，但肆意的株連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必須批判的。
最開始創作劇本，我們只是想講述一下這段故事，力求做到自圓其說。至於說到歷史正劇，十分慚愧。我們大致瞭解一點歷史，也明白什麼叫正劇，但兩個名詞聯起來，我們就不太能確定了，直到現在也沒有想得很明白。具體到劇上，我們的能力，也只能做到在劇中人物和事件的底層邏輯設計上不虧心。
作為創作者，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影視創作，我們接受一切對於作品的質疑和批評，這是讀者和觀眾的權利，也是創作本身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我們雖然相信“盡信書不如無書”，但絕不接受歷史虛無主義，面對歷史，任何主動的思考都是有價值的。只有熱愛歷史的人，才會因歷史方面的原因對創作者提出批評，我們生活在一個娛樂手段和娛樂工具過度發達的時代，願意靜下心來讀史的人太少了。能對歷史產生感情，其實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文/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