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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美國國會女議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國會大廈門口受到了男議員Ted Yoho的公然謾罵。幾天後，Yoho迫於壓力做出道歉，他說道，“我也有妻子，有女兒。”Ocasio-Cortez拒絕了他的道歉。她在一次公開發言中指出，Yoho搬出自己的妻子女兒，不過是對女性的又一次羞辱——他的道歉並非真心，只是荒謬地用妻女作為自己丑陋行為的擋箭牌。

“我也有妻子，有女兒。”這句話離我們一點也不遠，可誰也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它是想表達“我不希望我的妻女被如此對待”，還是企圖用這個拙劣的幌子博得同情、矇混過關？又或者說，他其實想告訴面前這個被自己、被厭女文化傷害的女性，“我的生活裡也有和你一樣的女人，有時我對她們抱有同情，就像現在對你一樣，可是我的男子氣概絕不允許我這麼做——我只能說這麼多了，你見好就收吧”？

Yoho的這句話裡包含了太多被英國倫敦藝術大學校長格雷森·佩裡稱為“標準男性”的東西。比如說，我們經常聽到男人批評女人“情緒化”“沒邏輯”“不講道理”，而Yoho的發言倒是“毫無邏輯”的最佳例證，他提起妻女的態度就和一些在公開交談時標榜自己女性主義立場的虛偽男人一樣——不過是把女人、女性主義當作自己的身價砝碼。

有人會說，這是Yoho個人品行的問題。但佩裡在《男性的衰落》中指出，對個體身份的堅持正是標準男性的問題所在：他們把成就歸功於個體的努力，看不見自己從“白人中產異性戀男性”這個群體身份中獲得的好處，而當個體展現出不好的一面時，他們又決不承認這是標準男性有毒群體文化的後果。

佩裡在書中辛辣地批判了“標準男性”對其他群體的“他者化”，其中也包括這些佼佼者對底層同性的壓抑。在他看來，“標準男性的特殊之處就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就是標準本身。”他們用自己的標準塑造了“正確”“恰當”，世界按他們的規則執行，無怪乎其他人在他們眼裡要麼是不達標的，要麼太過危險。

今天，仍舊有許多男性把女性主義看作對自身“天然權利”的威脅與挑戰，但正如佩裡指出的那樣，現實中的大多數受到男子氣概的拖累，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活在“標準男性”平滑無皺的世界裡，與其紅脖子紅臉地維護男子氣概，不如主動去放開它，“當他們不再‘標準’，他們就不再隱沒於標準之中，對情緒愈加敏銳，對感情愈加投入，人際關係因而愈加融洽——這就是幸福的真諦。”

經浦睿文化授權，介面文化（ID： Booksandfun）從《男性的衰落》中摘編了佩裡有關“標準男性”與男子氣概的一些討論，以期與讀者共饗。

《男性的衰落》

［英］ 格雷森·佩裡 著 張豔、許敏 譯

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0-6

《和魚聊一聊水的事》

文 | [英] 格雷森·佩裡 譯 | 張豔 許敏

沿著泰晤士河划船上行，你會來到河流彎道，看見一棟棟巨大的圖騰高聳入雲。大塊石料被鑿成陽具形狀。這些奇妙的文化產物來自一個了不起的群體。我們身邊都有人來自這一有權有勢的群體，但我們極少（甚至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坐擁權力恰恰因為他們是這特殊群體的一員。

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進一步審視這個群體。他們只佔總人口的一小部分。在英國，他們大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從世界範圍看，或許連百分之一都不到。借用人們對紫杉行動的經典評價：他們散佈在人群之間，藏匿在我們眼前。我對他們感興趣，是因為他們手握英國乃至西方世界絕大部分權力，卻堂而皇之，無人質疑。

他們佔據社會金字塔頂端，有心或無意地將自身價值觀和偏好強加給其他人。他們脖子上掛著五彩斑斕的陽具形編織物，在政府（百分之七十七的成員）和會議室（富時指數公司百分之七十九的主管、百分之九十二的常務董事）裡充當主力軍。

毫無疑問，他們就是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男性，通常是中年人。自古以來，該群體能取得過高的影響力，和其中每一個身份都有關係。我努力想找一個詞，既能代表這個群體，又朗朗上口，不會讓書頁間充斥“白中產中年異男”那樣亂碼似的縮寫。“白色元點”值得考慮，但我最終決定稱這類人為“標準男性”。我喜歡“標準”這個詞，因為它不僅代表“不做更改下的預設狀態”，還與我即將談到的某群體在某些方面比較契合，比如“拖欠”和“逃避”。

你可能會覺得，如今英國進入二十一世紀，講求政治正確，情況已大有改觀。但不知怎的，偉大的白人男性雄風不減，繼續霸佔社會上位高權重、收入豐厚的角色。他們擁有出色的教育背景，舉止得體，自信迷人，性吸引力強（我喜歡管這叫“有錢”），輕易將權力納入囊中。當然了，他們能擁有那些特質，主要靠的是先天身份，而不是後天成就。約翰·斯凱爾茲在自己的部落格“管他呢”上寫道，做一個白人直男，就像在玩“人生”這款電腦遊戲時，將難度調到了“簡單”。標準男性就是權力的化身。

無可否認，我在很多方面都符合標準男性的條件。但我覺得，自己出身工人家庭，從事藝術工作，又身為異裝癖，所以能在文化認同上與權力之塔保持足夠的距離，能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它。

格雷森·佩裡（Grayson Perry）時常穿著女裝。

一談到身份認同，我們很容易立刻聯想到與標準格格不入的人，或者說不同尋常的人、特殊的人。標準男性的特殊之處就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就是標準本身。

不知為什麼，他們的世界觀、社會觀都與主流敘事話語高度重合，非常容易混淆。我們無法將他們的思維和感受從“恰當、正確”的社會觀念中割裂開來。這就像過去，用上流社會口音、標準發音或 BBC 腔說話的人堅持說他們沒有口音，只有北方人和窮人才有口音。我們的一呼一吸都在標準男性的世界裡：難怪他們能取得成功，社會很大程度上就在按他們的規則運作。標準男性的世界觀被植入政府、媒體以及商業運作，令社會內部出現偏袒（有時明顯，有時相當微妙），從而有利於標準男性的性別、種族和階級。標準男性推崇利潤、效率、自主和志向等務實的目標，將它們置於社會凝聚力、生活質量、文化生活及幸福指數等情感層面的成就之上。父權制幾個世紀的改造，令社會已適應並偏好中產階級男性的視角。要想促進社會平等，就必須將標準男性的思想意識從社會內部分割開來，加入其他相互競爭的視角，從而建立一個公平的世界。

單個標準男性永遠不會承認，也無法完全意識到，對他所在的群體來說，這一身份帶來了多少益處。當然了，標準男性身為這偉大的資本主義體制的締造者，是作為個體存在的。

對個體身份的堅持正是問題的核心。身為“個體”意味著他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源於自身努力。我和金融界幾位頂級成功人士交流過，每一次，他們都將自己描述為特立獨行、與主流背道而馳的人。他們是不受限制的個體，因此頗能意識到自己打破了什麼界限，卻意識不到有些界限會將其他人拒之門外。他們認為，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自己夠出色，而不是因為自己是標準男性，因此在其他標準男性眼裡更出色。如果他們做了壞事，那也是個人責任，和他們的性別、種族或階級無關。如果標準男性犯了罪，絕不是因為，這樣說吧，欺詐或性騷擾是他所在群體的通病（咳咳），而是因為他個人品行不端。如果標準男性表現得情緒化，是因為他是個“感情充沛的人”，而一旦這個人是女人，人們往往將這種表現歸咎於性別。標準男性不僅看上去中性無色，給人感覺中性無色，他們甚至就是中性無色本身，擁有中性無色的特質。但真實情況永遠是，標準男性會打扮成中性無色的樣子，骨子裡不一定就是如此。

一談到身份認同，我們通常想到坐輪椅的黑人穆斯林女同性戀這類群體。這是因為，人們似乎只在身份認同受到挑戰或威脅時，才將它作為議題提上日程。若我們的身份認同不會帶來任何麻煩，我們就不會去關注它；若我們不得已因性別、種族或階級而遭受不快，往往意味著體制記憶體在偏見。我們的老牌標準男性極少受到存在層面的威脅。他們無憂無慮，從來不需要主動為自己爭取權利、捍衛領地。幾千年來，男性力量影響著我們生長的社會，塑造了一個有利於標準男性的體制，並使所有人相信，這個體制是自然而普遍的事實。可事實恰恰相反。問題就在，很多男人自以為完全理性，卻沒有意識到自己那套行事準則正好是高度利己的。

標準男性將自己作為參照點，用以評判其他人的價值觀和文化。或許他們自己都沒發現，他們把自身當成了身份認同座標的零度經線。

標準男性按照自己的形象鍛造社會，時至今日，甚至影響了其餘群體的觀念和感受。這些群體接受了他們的價值觀，因為那些觀點就來自我們的長輩、教育體系、政府和媒體。在塑造我們內心的想法方面，標準男性的辦法不計其數。我們努力想達成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都被他們一手塑造，以符合他們的需求。我們腦中都有一個男子氣概部，裡面有個辦公室，塞滿標準男性，他們不斷往我們的潛意識裡輸送資訊。標準男性讚揚的東西就一定好，批判的東西就一定壞。於是最後，一些人開始厭惡自己，只因腦中的標準男性斥責他們是女人、同性戀、黑人、蠢蛋或野人。

標準男性的身份認同無孔不入的原因，也在於它巧妙地將自己偽裝成了“正常”，而“正常”和“自然”一樣，都是危險的詞彙，常常是仇恨和偏見的根源。少數群體受到壓迫，就經常被“你這樣子不正常”的句子公然指責。此類攻擊背後的思維方式，也在塑造我們最傳統的日常生活模式。我們要持續關注看似微小的不公，原因在於，消滅這些習以為常的干擾，就像關掉一臺嗡嗡作響的排氣扇，我們可能會發現，生活就此愉悅多了。

“標準男性”畫像 來源：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勞拉·馬爾維在一九七五年發表的論文《視覺快感和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中提出“男性凝視”一詞。她在文中寫道，電影鏡頭的凝視方法，反映了異性戀男導演的視角。（現在亦如此，二〇一五年，好萊塢電影二百五十強裡只有百分之七出自女導演之手，百分之二出於女攝影師之手。）

標準男性凝視不僅掌控影視界，還像《指環王》中的索隆之眼一樣凝視著整個社會，將其他身份群體都他者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至八十年代早期，我在藝術學院讀書。當時女性主義者的口號之一便是“客觀視角就是男性的主觀視角”。這句話巧妙而精簡，詮釋了男性力量如何嵌入日常用語，從底層輻射影響力。男人（尤其是標準男性）的視角有失偏頗，高度情緒化，卻莫名被他們自己標榜為“理性”，更顧全大局，更適合幫助伴侶“冷靜情緒”。人們似乎依舊普遍相信男人是理性的，而女人橫豎就是控制不好情緒。網站“日常性別歧視集合” 的某位記者在一篇帶惡搞標題的文章中提到，有同事使用“女士邏輯”一詞，以表達對女人觀點及感受的不屑。

長期以來，標準男性統治了大半世界。他們做出的貢獻不少，但是時候讓出統治地位了。我相信，政權構成多元化只會令社會更美好。女人和少數族裔能帶來相當不同的生活經驗，對決策產生影響。

情況在變化。女性主義者的言論在進一步滲入主流話語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平等。甚至男人也開始思考，若讓女人擁有同等機會，世界興許能更加美好。

標準男性長期統治的局面開始動搖，但進展緩慢。全球範圍內，政治正確已從“瘋話”演變為常識。人們談論平等時，不能再有危機感，而要認識到它的必要性，輕鬆自如地去面對。我們要重新構建男子氣概，才能讓男人適應平等社會。有人會爭論說，男子氣概骨子裡就包含統治的衝動，必然與現代思想及其構建的公平社會相違。或許男子氣概本質上就是有不民主的一面。男人需要審視，他們的性別力量遭遇最嚴重的衰退到底是因為什麼，再詢問自己，這衰退與構建和諧的現代社會有什麼關聯。

在性別平等的世界中，男人也許能潛移默化培養出良好的習慣。他們有機會認識到，自己在職場或家庭都受到了不良世界觀的阻撓，這種世界觀不僅歧視他人，還限制男人自己活得圓滿。他們如果明白自己的信念和動機不過是主觀情感，或許能更好地理解它們，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幸福指數。

標準男性的日子所剩無幾了。現在看來，他們的很多習慣往好了說叫老派守舊，往糟了說就可能是迂腐、危險甚至違法。他們肩扛一堆歷史遺留的無益習慣與觀念：腎上腺素上癮、勢利眼、情緒便秘、渴望確定性，以及過分強烈的權力意識。事實證明，這些習慣與觀念會危害社會，也會阻礙可憐的標準男性實現人生價值。

在我眼裡，撕去標準男性身份，對標準男性自己也有好處。這個群體不再需要永遠“正確”或掌控局面，過去這種壓力增加了得心臟病的風險。他們能生活在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不再是關注的焦點，服裝款式會有更多選擇，也能讓他人承擔罪責，自己偷著樂。或許真正的好處是，當他們不再“標準”，他們就不再隱沒於標準之中，對情緒愈加敏銳，對感情愈加投入，人際關係因而愈加融洽——這就是幸福的真諦，對吧？

“標準男性將自己作為參照點，用以評判其他人的價值觀和文化。或許他們自己都沒發現，他們把自身當成了身份認同座標的零度經線。” 來源：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婦女解放運動經歷過挫折感最強的事，就是試圖向男人（特別是白人男性）框定、描述男性特質和白人特質。白人男性勢力成為參考資料的後果之一，便是他們將自己的身份中性化，並以此衡量他人。而女性主義者和民權運動者讓白人男性“顯形”，不再作為中性存在。他們將標準的統治群體同樣他者化，白人男性當然不喜歡這樣。這種顯形的感覺，把白人男性提到受害者的位置，即本屬於受壓迫群體的位置。父權制察覺自己的地位搖搖欲墜，向平等跌落，就開始高聲疾呼，彷彿自己地位下降過分，已經低於那些依然受其壓迫的群體。男人感覺自己像被拖到女校長面前狠揍了一頓，太不公平。他們意識不到自己擁有的種種特權，將女性主義視作對自己身份認同的攻擊，而非對平等的呼喚。男權群體現在的行動方向，用心理醫生的話說就是：加害者扮成受害者。

男人在潛意識中不斷提醒自己生而掌權。在著作《男人與男性主義研究》（The Study of Men and Masculinity）中，大衛·布赫賓德談到陰莖就像一張彩票，自帶中大獎的機會。長了一根陰莖，就有機會贏得權位；還有暗示說，就算贏不來頭獎，還有數百萬個小獎在等你。而真相是，只有少數男人會中大獎：中獎夢能兜售給所有人，但男子氣概的大獎只能落入少數特權人士的口袋。許多男人熟知男性統治的敘事話語，卻活在挫折與奴役之中。難怪他們會憤怒。有些男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在政治及文化領域權力有限，確實傾向在更原始、更強調體力的地方尋求權力，比如肌肉力量、音量大小、暴力行為或在公共場合大筆消費。長一根陰莖，就像有張虛幻的獎券在你面前晃盪。它象徵了天經地義的權力、尊重和自尊。那些受到過男子氣概的拒絕和承諾、深感無力的男人，可以從他們認為的低等人中榨出一點尊重。低等人即達不到特定男性標準的人、不符合男性模式的人，還有就是：女人。

很顯然，大多數男人不是隨意發洩暴力傾向的惡棍，就算是惡棍，大多數時間裡他們也舉止文明，卻藏不住自己對高人一等的渴望。無論什麼行業，男人都會在言語間進行王牌對決，我把它叫作“狗兒互聞底細的談話”。一位三十歲的男士參加中產階級下層的婚禮時，會詢問同伴開什麼車來；藝術家會互問：“你在哪裡辦展？”；騎手在路上相遇，會順口問：“騎了很久嗎？”這些問題都暗含挑戰：你有多成功，多有錢？你活得有多正派？身體有多健康？

現代男性永遠處在危機之中，是不是因為他們本能地想高人一等，而背離了現代社會自啟蒙運動以來的核心理念：人生而平等？如果真是這樣，那就麻煩了。

男子氣概深陷危機早已不是新鮮的論調。在歷史長河中，普世的男性形象曾多次遭到質疑，並做出相應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士兵患上彈震症，心理界不得不重新評估“男人天生擁有情緒彈性”這一理念。在那之前，工業革命爆發，機械崛起，有人擔心白人男性體質會漸弱。兩百年後，機械工業衰落，工人又陷入同樣的焦慮。甚至更早時，在十七世紀，男性主義的理念就因英國內戰以及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早期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而遭受打擊。或許可以說，這裡有一條規律：男子氣概的理念常常與人類文明中的社會與科技的進步相沖突。男子氣概似乎註定屬於過去——只是時間長短不同而已。

那麼，男人將何去何從？我認識的很多男人都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出於大男子的憤世嫉俗觀，我有時覺得，女性主義和其他政見一樣，只不過讓男人有機會證明自己是對的。如能借此貶低其他男人，就更具誘惑力了。男人喜歡被當成領導，而在當下，女人可能最不需要這一點。記者海倫·路易斯在《衛報》中寫道，男人想當女性主義者很簡單：拿起一塊抹布就行了。

書摘部分節選自格雷森·佩裡《衰落的男性》

，經浦睿文化授權刊載，刊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