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志》稱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餘謂此語僅及其半。法家有兩派：一派以法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術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韓非兼善兩者，而亦偏重於術。出於理官者，任法一派則然，而非所可語於任術一流。《晉書·刑法志》：“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此語必有所本。今案：商鞅本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秦孝公下令求賢，乃去魏之秦。《秦本紀》載其事，在孝公元年，當梁惠王十年，上距文侯之卒，僅二十六年，故商鞅得與李悝相接。商鞅不務術，刻意任法，真所謂出於理官者（《法經》即理官之書也）。其餘，申不害、慎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不純以法為主。韓非作《解老》、《喻老》，亦法與術兼用者也。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同傳，而商君別為之傳，最為卓識。

大概用法而不用術者，能制百姓、小史之奸，而不能制大臣之擅權，商鞅所短即在於是。

主術者用意最深，其原出於道家，與出於理官者絕異。

春秋時世卿執政，國君往往屈服。

反對世卿者，辛伯諫周桓公雲：

“並後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左傳》桓十八年）。

辛伯者，辛甲之後，是道家漸變而為法家矣。

管子亦由道家而入法家，《法法》篇（雖雲法法，其實仍是術也）謂：

“人君之勢，能殺人、生人；

富人、貧人；

貴人、賤人。

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

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

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其弒父者。

”其懼大權之旁落如此。

老子則雲：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語雖簡單，實最扼要。

蓋老子乃道家、法家之樞轉矣。

其後慎到論勢（見《韓非子·難勢》），申不害亦言術。勢即權也，重權即不得不重術，術所以保其權者也。至韓非漸以法與術並論，然仍重術。《奸劫弒臣篇》所論，僅防大臣之篡奪，而不憂百姓之不從令，其意與商鞅不同。夫大臣者，法在其手，徒法不足以為防，必輔之以術，此其所以重術也。《春秋》譏世卿（三傳相同，《左傳》曰：“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意亦相同。春秋之後，大臣篡弒者多，故其時論政者，多主專制。主專制者，非徒法家為然，管子、老子皆然，即儒家亦未嘗不然。蓋貴族用事，最易篡奪，君不專制，則臣必擅主。是故孔子有不可以政假人之論。而孟子對梁惠王之言，先及弒君。惟孟子不主用術，主用仁義以消弭亂原，此其與術家不同處耳。莊子以法術仁義都不足為治，故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絕聖棄智，大盜乃止”。

商鞅不重孝弟誠信貞廉，老子有“不尚賢，使民不爭”之語，慎到亦謂“塊不失道，無用賢聖”。後人持論與之相近而意不同者，梨洲《明夷待訪錄》所云“有治法無治人”是也（梨洲之言，頗似慎到）。慎到語本老子。老子目睹世卿執政，主權下逮，推原篡奪之禍，始於尚賢。《呂氏春秋·長見篇》雲：“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尚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蓋尊賢上功，國威外達，主權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弒之禍；親親尚恩，以相忍為國，雖無篡弒之禍，亦不能致富也。老子不尚賢，意在防篡弒之禍；而慎到之意又不同。漢之曹參、宋之李沆，皆所謂塊不失道者。曹參日夜飲醇酒，來者欲有言，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李沆接賓客，常寡言，致有無口匏之誚；而沆自稱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此報國爾。蓋曹、李之時，天下初平，只須與民休息，庸人擾之，則百性不得休息矣。慎到之言，不但與老子相近，抑亦與曹、李相近。

莊子學老子之術，而評田駢、慎到為不知道。慎到明明出於老子，而莊子詆之者，莊子卓識，異於術法二家，以為有政府在，雖不尚賢，猶有古來聖知之法，可資假借。王莽一流，假周孔子道，行篡弒之事，固已為莊子所逆料。班孟堅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殊途同歸。”是故《詩》、《禮》可以發冢，仁、義適以資盜。必也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有國者欲永免篡弒之禍，恐事勢有所不能。日本侈言天皇萬世一系。然試問大將軍用事時，天皇之權何在？假令大將軍不自取其咎，即可取天皇而代之，安見所謂萬世一系耶？辛伯憂兩政耦國，《公羊》譏世卿擅主，即如其說，遏絕禍亂之本，亦豈是久安長治之道？老子以為不尚賢則不爭，然曹操、司馬懿、劉裕有大勳勞於王室，終於篡奪，固為尚賢之過；若王莽無功，起自外戚，亦竟篡漢，不尚賢亦何救於爭哉？

是故論政治者，無論法家、術家，要是苟安一時之計，斷無一成不變之法。至於絕聖棄知，又不能見之實事。是故政治比於醫藥，醫家處方，不過使人苟活一時，不能使人永免於死亡也。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 中華書局，2013